作者：雷思温
在《异端的权利》一书里，茨威格以文学化的笔法记述了科学家塞拉维特与法国思想家卡斯特里奥反抗加尔文专制的斗争经历。加尔文以宗教改革家的身份步入王位，为巩固专制垄断圣经解释权，压制反对派，禁绝思想自由。塞拉维特与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捍卫个人思想的神圣，结果一个火刑，一个年仅四十八岁便辞世。卡斯特里奥的思想经后人传播，终于在两个世纪后于卢梭伏尔泰那里得到继承，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终成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引发我兴趣的不仅是卡斯特里奥们的思想与气节，更值得思索的是，这种斗争的毅力源自何处？是谁给予了他们坚强与勇气？塞拉维特死时为了坚持思想拒绝了相对好受的死法，毅然接受了漫长而残酷的文火火刑，而卡斯特里奥在临终时已是疾病缠身贫困潦倒。这些思想家甘愿为思想承受折磨的精神动力到底来自何方？
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因思想而被判死刑的思想家应该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之一，便是意味着思想家自由的开始被剥夺，从此，思想家的个人安危便与自己的思想紧紧联系着。具有嘲讽意思的是，苏格拉底的死刑是经民主的投票方式由雅典公民决定的，这意味着思想家的自由度不仅受专制政权的限制，在民主制度下也未必能真正实现。在一个缺乏宽容与自由的社会里，只要与统治者，与主流的声音相悖，一个思想家都有可能因思想而致死。民主与自由并不划等号。苏格拉底在临终前有可以逃脱死刑的方法，但他拒不接受，这与他的气节与品格固有关系，更能使苏格拉底感到死得其所得以从容离去的，恐怕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公正与判断力。在苏格拉底心中，存在着一个高于世俗法庭的超越性尺度，这个尺度远比人类公正合理，掌握着善恶是非的最终标准。苏格拉底因此而甘愿赴死。
耶稣基督之死应该是西方思想家中蒙受责罚的最具代表性与悲剧性的例子。耶稣在出生之时即遭到希律王的屠戮，屡遭暗算。在漫长的传教过程中，基督徒被视为异数另类，受到歧视与迫害。按照圣经的说法，耶稣凭借着妙手回春等各种神际，才得以在人们心中树立威信。耶稣最终为拯救人类承担人类的罪孽而被钉上十架。在他死后的漫长时间里，不断有大批基督徒因坚持信仰而遭杀戮。耶稣临终之际，面对屠杀他的刽子手悲悯而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２３章３４节）耶稣并不因为人杀了他而对人类存憎恶之心，乃因为在耶稣心里，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天父，而不在人。“他们所做的”恶“他们并不晓得”是因为“他们”不懂分别善恶，不谙真理，不顺服天父的权威。耶稣明白只有以死才能拯救人类，洗清人类的罪恶。耶稣同时还预料到了自己的复活。耶稣死与复活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理解基督教，理解西方思想家的关键。第一，耶稣之死说明真理普及传播的代价沉重并且痛苦。即便真理会为人类带去福祉，思想家的鲜血仍有可能被拿去做人血馒头。从普罗米修斯到耶稣再到后来的异端，死亡往往成为历史上自由思想家的最终归宿；第二，在死亡的痛苦与恐怖弥漫于刑场之时，耶稣之死由悲剧而上升为对上帝的神圣赞歌，十字架上的痛苦因着基督教思想的价值而升华为崇高无比的所为，在稀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死亡成为验证思想家思想纯度与高度的试金石与人格高尚的证明。这也成为日后思想家视死亡为傲的精神来源之一；第三，复活证明了耶稣之死的伟大，宣判了真理的真正所属。这种证明依赖于神的关怀，人们因其复活而笃信基督。复活是审判，复活的过程是辩护与宣判的过程，审判的权力在神手中，神能够通过超越人类超越宇宙的的权力宣布谁进天堂，谁进地狱。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法庭的存在，耶稣得以复活，真理得以确立地位。耶稣之死，既说明了耶稣的勇气与悲悯，也说明耶稣的自信，他坚信自己的复活，坚信天父的公正。
耶稣之死带来的“负罪意识”，“背负十字架的苦难”，是思想家们在荆棘丛生的现实中得以前进的主要精神动力。思想家意识到自己的受难是因为背负着人类的罪恶，走上火刑架是走向崇高，走向复活的过程。在负罪意识的驱使下，思想家们获得了充满痛感的崇高感，他们在此岸受难，在彼岸成圣，他们不屑于此生这有限的痛苦，他们渴望通过苦难抵达永恒的真理之国。漫长的中世纪里，虽然在政教合一的统领下，出现了大批经院哲学家，也即御用文人，然而同时，异端却层出不穷地涌现着。西方涌现的异端是数不胜数的。异端们以苦难为荣，此生的审判，绝不足以决定真理的所属，真理在洒满鲜血的十字架上，在熊熊火焰之上的天国中。正是负罪意识与通过负罪而得以超越此生此岸，给了西方思想家们以无穷的勇气。
负罪的本质是超越性的。思想家的价值通过负罪而得以升华，得以超越。在加尔文与卡斯特里奥之争的过程中，卡斯特里奥以“苍蝇撼大象”自比，并通过写作与加尔文展开搏斗。塞拉维特与卡斯特里奥能抗争到底的决心仍然在于，他们坚信超越性尺度的存在，坚信自己死后思想的复活，坚信天堂的存在，坚信终极审判。塞拉维特临死时大声高喊“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而卡斯特里奥则宣称：“我要向他（上帝）呼吁，因为你（加尔文）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祷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乞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企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两段话中，塞拉维特与卡斯特里奥均把上帝作为证明真理宣判胜负的最终决定者，并以此为信念，与加尔文为战。在一个信仰不变的前提下，卡斯特里奥主张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这里的思想自由指用各种方法笃信基督理解圣经的自由，而加尔文则为巩固政权考虑，限制思想的自由度，统一圣经的解释方法，并杜绝他认为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与思想。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坚持一个信仰的背景下，自由的范围问题。至于谁是谁非，他们都等待死后的审判。
西方漫长的基督教历程给西方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宽阔而崇高的平台，平台之上，存在着超越人类的思想标准。圣经有言：“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五章２２节）。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上帝对于个人的崇高性得以充分表现。无数基督徒敢于赴死，正是相信末日审判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宗教法庭，还是残酷殖民，均是借上帝的名义进行的，也即说，即便从事肮脏罪恶的行为，也必须依托上帝之名，只有借上帝的名义，行为才具有合法性。直到今日的美国总统也仍然是基督徒。不管这种种身份与行为是真情所为，还是策略，总之，上帝这一超越性尺度的崇高性与唯一性是自始至终是不容怀疑与挑战的。
这种超越性尺度的存在与延续不但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教思想家的精神支柱，也逐渐脱离了基督教本身成为一种西方普遍的价值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在非基督徒思想家中，超越性与神圣崇高感并没有因为“上帝死了”而有所动摇，这种超越性与崇高感仍然流淌在思想家的血管里。以加谬为例。负罪意识是基督教特有的精神现象，在无神论者加谬看来，人固然没有承担原罪的必要，然而由于神的缺席而带来的人生意义的虚无则比原罪更为可怕。基督教的负罪意识到无神论者加谬那里，替换为西西弗斯的忍辱负重，加谬指出，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劳作，才使得西西弗斯得以获得人生的意义。同样是负罪，同样是受难，在基督徒和无神论者那里却有着某种相似，虽然两者的理论根基有本质不同，然而却拥有同样的胸怀与勇气。在无神论者那里，上帝让位于思想家所忠实的信仰，所捍卫的理念，思想家得以据此批判社会，维系思想的价值。所以说，这种“隐性的上帝”是一直存在于西方思想家心中的。从圣女贞德，到薇依的绝食，萨特的直言，再到萨伊德，乔姆斯基出众的独立姿态与正义感，都是出众的例子。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现，使这种崇高感受到挑战。对于理性的怀疑，对于意义，价值，宏大叙事的解构，构成对这种传统的威胁。除后现代理论外，对于历史目的论的怀疑，对启蒙观念的挑战，都成为上述理念濒临瓦解的危机元素。知识与权力的交媾，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暧昧关系，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成为隶属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成为政客的代言人，西方引以自豪的启蒙思想传统与独立姿态在二十世纪遇到了挑战。这是由众多复杂的原因形成的。不过与此相反，一些坚守传统并对上述种种思潮持保留态度的思想家仍然自信地说：“是的，与所有的时尚背道而驰，我的确相信启蒙运动的规划。当然我说的是一个现代版本的启蒙运动。”“规划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苏珊.桑塔格）同样的，与利奥塔不同，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重新阐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立场与独立态度，此外哈贝马斯等人与后现代思想家们的几次论战也表明了鲜明的独立姿态。
可以看出，后现代等思潮对于某些传统理念的解构与质疑使得思想家们得以重新选择立场，然而这些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仍然是对于由理性，宏大叙事，历史目的论，启蒙思想等理念而引发的灾难的怀疑与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两次世界大战，古拉格群岛，文革，越来越多的灾难对于西方的理性传统与基督教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们在残酷而多变的现实面前，仍然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与独立性。
超越性是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与之相伴的，在上文的圣经引文中（“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我们不但读出了审判的超越性，还能读出西方人文传统中另一个重要的尺度：人道主义。这一传统也是得以养成西方思想家敢于批判，捍卫自由的源泉。在人道主义的背景下，宽容得以存在，自由得以实现。在基督教内部，教徒间以兄弟姐妹互称。卡斯特里奥虽然面对加尔文的专制，仍然秉守人道主义：“请容忍我们在有关教义上和你少许的分歧吧。两个虔诚的人，在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心灵上是一致的，那难道不可能吗？”毋庸讳言，人道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的教义，违背人道，祖咒弟兄的人“难免受审判”。通过基督神圣性的确立，人道思想得以深入人心。耶稣基督本人就是一位伟大人道主义者。须知，人道传统不但为思想的存在提供了空间，而且铸造了思想家的伦理观念，这也是卡斯特里奥们敢于挺身而出的思想来源之一。
宗教法庭的出现并不能说明宽容与人道的缺失。必须承认，借上帝之口，无数“异端”被送上火刑架。然而这种悲剧的造成乃是由于国家机器的逐渐发展而造成的。基督教本身所孕育的宽容与人道思想并不足以为国家机器提供维系政权的有力的指导思想。众多国家的建立，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土地与资源的掠夺，使无为而治，道德治国成为不可能。政权的维系依靠极权与专制，这是古代政治的特点，也是必须，从宗教法庭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盖莫能外。直到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由与人道思想才得以复活发扬，言论与思想自由得以真正实现。而现代政治制度建立的思想渊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卡斯特里奥，马丁路德，卢梭伏尔泰以来的宽容，人道的传统与民主，自由思想，这些思想的渊源与基督教关系密切。若无这一传统的延续，多元，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恐怕还要摸索很长时间，思想自由恐怕还需漫长时日。
除超越性与人道主义之外，“原罪”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基督教中，人的罪有两种，一种是先天的罪，一种是后天的罪。后天之罪，可以通过忏悔，祷告消除，而先天的罪也即原罪是无法洗请的。它源自于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上文论述过的“负罪意识”的“罪”，包括了两种罪。耶稣负担着人类的原罪，思想家负担着人类后天的罪孽。原罪宣布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是完美的，可以是清白的。在神的光辉中，任何人都是残缺的，有罪的，需要忏悔，需要祷告与反省，谁都没有豁免权。正是原罪思想的深入骨髓，使得西方人永远对于自身的缺陷与错误保持敏感。西方文化本质上是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它直指人类灵魂深处的罪孽，西方思想家因此能够不断警惕和纠正自身的罪过。这种警惕性由个人走向群体，由自我走向社会，从而形成思想家强烈的批判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这些传承至今的态度与理念，形成了西方思想界随时批判不断反省的习惯，与自由独立的立场态度。且不论基督存在与否，单是这一传统就足已让后人感到敬畏。对神灵的敬畏，对思想本身的敬畏，由最初的宗教意识逐渐演化为伦理意识，成为西方人普遍的品质。在这一品质的感召下，从苏格拉底一直流淌到今日的思想之河，得以养成西方健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卡斯特里奥们也得以不顾险阻地辈出。